文：幽谷（作者原创授权）
建安二十四年，刘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迫使曹操放弃了汉中，至此，刘备集团达到最鼎盛时期。但是，仔细分析一下，夺取汉中并没有改变刘备集团在三方中最弱的地位。
(资料图片)
且不说势力最强的曹操，人家此时完全消化了北方和西凉的战果。就是孙权方面，把岭南纳入了势力范围，当初刘备辛苦打下的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也落入孙权之手，江东统治的面积、人口都大大增加。反观刘备，汉中之战已经暴露出内部矛盾，马超和张飞两军配合不力，汉中之战前期，西线输的极为窝囊，“西和诸戎、南抚夷越”更无从谈起。已获得的荆州部分处于曹操、孙权双方的威胁之中，且与益州之间的军事联系薄弱。总之，当时的局势其实很不乐观。如果稍微理性一点，应该巩固既有成果，进一步壮大经济实力。特别是荆州，更应采取守势。
但刘备集团显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就在汉中之战结束这一年，关羽发动著名的襄樊之战。
襄樊之战究竟是关羽擅自发动，还是如演义所说孔明提议，关羽奉刘备之命发动，尚有诸多争议，但刘备集团主动挑起襄樊之战是毫无疑问的。
我们先来看看襄樊之战形势图：
从图上看，关羽发动襄攀之战，向北进攻襄阳和樊城，而东就是孙权，西面与刘备统治区的腹地遥远，仅仅是离上庸、房陵较近，总体处境十分孤立。当然，在关羽的眼里，孙权集团只是“江东群鼠”，对孙刘两家早已撕破脸不管不顾，执意进攻襄阳、樊城。
《三国演义》第七十三回，吹嘘关羽一鼓作气下襄阳，曹仁被迫退守樊城。实际上，关羽从来就没有攻克过襄阳城。相反，关羽在襄樊之战正式发动前，可能花了很长时间，从当阳一线一直向北打，并且极有可能是水陆并进，推进到了襄樊地区，发动了襄樊之战。关羽后来把守荆州的兵力调来，总兵力约有5万。镇守襄阳的是太守吕常，镇守樊城的则是名将曹仁。吕常和曹仁的兵力大约各有三、四千人，自然无力抵挡关羽的大军，关羽对襄阳和樊城形成了分割包围，曹仁急忙求救，曹操命于禁、庞德率七军约三万人来救援，于是发生了著名的“水淹七军”。
襄樊之战前期，关羽在兵力上并没有优势。关羽军队要分割包围襄阳、樊城，除去这部分兵力，剩余的应该与于禁、庞德的七军相差无几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“水淹七军”被着力渲染，说关羽见襄江水势汹猛，产生了水淹七军之计。当时，骤雨数日，关羽一面收拾船筏水具，一面派人堰住各水口，待水发时，放水淹城。结果，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里，大水从四面急剧涌来，七军士兵被淹，于禁投降，庞德死战失败被生擒，宁死不屈被杀。其实，真实的襄樊之战中，关羽并没有堰住各处水口，但关羽比于禁、庞德更熟悉襄樊地区的气候、地形和河流水文条件，才得以取胜。
关羽镇守荆州多年，熟悉这里的气候。襄阳的气温曲线和降水量柱状图如下图所示：
从图上看，襄阳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，夏季炎热多雨，冬季温和少雨。水淹七军的发生时间是“八月秋天”，阳历应该是9月。此时，降水总体上比7、8月减少，但是，9月时锋面雨带从最北的华北、东北南撤，长江流域开始了第二次雨季，所以一连十天阴雨也是很常见的。于禁、庞德来自北方，9月的北方，雨季结束，进入秋高气爽的天气。这就难怪，于禁会忽视南北方气候差异，把军队驻扎在江边，结果吃了大亏。
水淹七军的发生地是汉江流域，于禁、庞德对汉江的水文特征，也明显不如关羽熟悉。汉江干流流量变化主要受降水的影响，5到10月为汛期。全年中最高水位与最大流量出现的时期，呈现自下游向上游逐步推迟的规律。此外，由于受到降水变率大的影响，汉江流量过程极不稳定。如碾盘山站最大月平均流量是最小月平均流量的7.6倍。该站多年平均流量为1710立方米/秒，实测最大流量29100立方米/秒，是前者的17.7倍；实测最小流量仅172立方米/秒，为实侧最大流量的1/169。另据洪水调查资料，碾盘山1935年最大洪峰流量高达579400立方米/秒，中游襄阳站为52400立方米/秒，反映出汉江洪水威胁十分严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关羽不派人堰住水口，天然的洪水也是极其可怕的。于禁、庞德驻军低处，洪水来袭，在关羽水军攻击下自然毫无还手之力。
但是，水淹七军最多只是一场“大捷”，事实上并没有改变整体上的被动局面。可惜的是，关羽对此浑然不觉。关羽虽借助天气，破了于禁、庞德的七军，但始终没有拿下襄阳和樊城。一方面说明襄阳、樊城城池坚固，曹军防守顽强，另一方面也说明关羽其实没有太多攻城的手段，且军队早已疲惫不堪。但关羽早已因为眼前的胜利内心膨胀到极点，仍然不顾一切地全面进攻。所以，等徐晃的三万救兵赶到时，即使吕蒙不袭夺荆州，关羽失败的命运也早已注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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